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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基
公开战场的胜利往往引人注目,然而,在公开战场背后,隐蔽战线的作用也不容小觑。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大会上曾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爭: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但有公开战场的烽火燃烧,也有隐蔽战线的地下斗争。只有公开战场和隐蔽战线的相互协作,相辅相成,中国革命才呈现出一幅幅胜利的画卷。
下面我就讲我父亲王亚文在解放上海前夕开展隐蔽战线斗争的革命故事,虽然不像正面战场那样轰轰烈烈,但同样也是充满危险和惊心动魄。
中年王亚文
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在解放上海前,党中央就高瞻远瞩提出要把上海完整的交还到人民手中,不能让蒋介石反动政府垂死挣扎破坏上海的基础建设。为了减少解放上海时方方面面的损失,党中央决定派一批精干力量潜入上海,协助上海地下党组织提早做好保护上海的工作。同时尽量策反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上层军官,争取他们战前起义,以减少正面交火给上海带来的损失,这时董必武同志首先想到了王亚文。
1、来到上海,接受策反使命
1947年3月,在湖南工作的父亲接到董必武同志发来的密信和路费,命令他到上海,着手开展对国民党海军、空军、陆军的策反工作。来到上海后,因国共谈判破裂,董必武同志已三天前飞往延安。此时父亲得到党组织的指示,要求父亲在家等待,静候组织上会派人来接关系。其后一天下午2点,一位高大身材的人敲门见到父亲,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渔管处来的,名叫张登(沙文汉)。一句简单的暗号就与父亲接上了关系。然后张登说,是董必武同志要我来找你的。我代表刘伯承和陈毅同志来领导你作对敌斗争工作,接着就布置了工作任务,特别着重交代了要开展国民党海军策反工作。他说,海军策反工作是周恩来同志和董老亲自做了多年工作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并将董必武同志掌握策反海军起义的几位重要人物关系何遂、吴石、蒋子英、周应聪等当场转交给我父亲,同时正式宣布党组织任命我父亲为上海策反工作组组长。不久我父亲又被任命为上海海陆空起义军政委。
2、成绩显著,策反海军空军
凭借在重庆积累的国民党上层人脉资源和张登同志转交的策反海军起义的几位重要人物,父亲多次拜访国民党海军元老、立法委员的何遂(解放后任华东司法部部长),并从何遂处得到不少情报。同时,父亲还与当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处处长吴石、原陆军大学教官蒋子英等人建立了深厚的交情。何遂、吴石、蒋子英三位,他们与国民党海军有密切关系,与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周应聪、重庆号舰长邓兆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都有深厚的友情。何遂、吴石、蒋子英三位在策反国民党海军将领起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父亲与吴石在上海秘密的接头地点就是吴石居住的愚园路1015号。吴石的住所与何遂的家(愚园路1293弄2号,俭德坊)不远,父亲每次一跨入吴石住所,就直接进入吴石的卧室与他交流各自接触海军将领的情况,然后吴石会交给父亲很有价值的情报,例如国民党的作战部署计划,作战图,官兵人员调动情况,武器装备布防,高级将官的对时局的看法和担忧的情况等等。父亲能够径直进入吴石的卧室,可见他对父亲信任程度有多么的深。父亲去吴石在上海的寓所时都带着隐密性强、可以盛放情报的木盒子(很像一本书)来带送秘密文件。上海解放之后的1949年6月,父亲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期间,向党组织交出了自己在隐蔽战线上的所有重要人物的关系,其中也包括了吴石将军。当父亲被告知1950年6月11日《中央日报》登载了吴石将军等四人牺牲在台湾的消息之后,立即泪如雨下,悲痛万分!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年清明节之前的星期天,父母亲带我、大姐、三姐和三哥去愚园路1015号对面的上街沿对着花园洋房大门深深的鞠躬,嘴里轻轻念叨:“吴将军您对新中国诞生作出了贡献,希望天堂上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快乐!吴将军安息吧!”
林遵、周应聪、邓兆祥在国民党海军中是实力派,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观念深厚,与周恩来同志、董老等中共领导有过良好的交往,董老与周恩来同志多年来对国民党海军高层发挥了卓有成效的影响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董老把周应聪介绍给我父亲,通过一段时间的相互接触后,他俩成为至交,为解放前夕策反国民党海军大规模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周应聪是国民党海军参谋长兼上海海军办事处主任且指挥着八艘主力舰,国民党海军全部机要内容都在他的掌控中,1948年,党组织任命周应聪同志为国民党上海起义军海军司令。
父亲与周应聪联手做邓兆祥的工作,邓兆祥是国民党海军最大军舰“重庆号”巡洋舰的舰长,其愤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打内战,在中共的感召下,顺应时事,于1949年2月25日,毅然率全舰官兵在上海吴淞口举行震惊中外的“重庆号起义”。父亲还借用周应聪的专用汽车,派遣何友恪(供职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的党组织负责人)带上我父亲以张子舒化名写给林遵的信,赶赴南京,代表党中央向林遵下达率领军舰起义的口头命令(因为在重庆时,周恩来同志就介绍我父亲认识林遵,并告诉林遵,今后只要是张子舒的来信,就是代表我周恩来的意思,这是周恩来同志的高瞻远瞩,几年前就预见到今后的情况了)。由于准备工作周密,1949年4月23日,林遵亲率二十几艘军舰在南京长江江面起义成功。义举所及,影响很广,共有七十多艘国民党军舰相继起义。就在这天,华东海军成立,他们的壮举,为新中国海军的组建做出了贡献,这一天也成为新中国海军的纪念日。
1987年北京的一天,谢筱迺同志(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约邓兆祥、陈志远三人一起到医院去探望住院的周应聪。周应聪笑着对邓兆祥说:“你现在是名人了,这个起义起得好呀,也让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沾点儿光—-老家伙也有革命性!”邓兆祥含笑回答道:“还不是你当初说的‘换旗’,当真是换了旗哪!”邓兆祥说罢,几个人都愉快地笑了起来。【摘自《陈志远传奇》——国民党海军五次起义纪事,第81页。作者王俊彦,1943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陈志远同志的化名就是何友恪同志。】
在策反国民党海军的同时,父亲对国民党空军部队也进行宣传和策反。期间,父亲联络林卓(父亲注明不是真名。名字可能记错。他是一名军医)同志共同策动空军起义,父亲依靠他做的空军起义工作收效是很大的。原先估计有七十几架飞机参与起义,需要党组织准备1500元大洋来解决起义人员的安家费。就在父亲着手筹措安家费时,因起义事项紧迫,还没有等到发放给起义人员安家费,已有近五十架飞机起义了。
3、母亲协助,制作长江防图
1948年国民党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张权在我党授意下借口来到上海,暗中协助地下党组织工作。张权将军有中国战车防御炮之父的美誉,由他组建训练的战车防御炮部队,参加过滇缅会战,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他有满腔报国热情,憎恨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倾向中共,早在1941年,周恩来同志就通过国民党上将张治中,将我父亲介绍给张权将军任上校秘书。在我父亲与他的真诚交往中,对中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实际上他已是中共的党外工作者,1947年3月,父亲奉调来上海工作期间,那时,张权就经常从南京到上海同父亲联系沟通。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为了打破蒋介石企图划江而治的幻想,毛主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为此,在渡江战役前夕,我党急需详细了解长江沿岸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接受任务后,张权利用后勤总部中将视察员的合法身份,以到各部队之间了解后勤供应方面情况为由头,到长江沿江前线“视察、指导”。白天他在部队视察,晚上就在小纸片上记上白天视察部队的布防情况、兵力情况和武器装备情况。他走遍了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南岸的千里防线上大大小小的据点,了解到长江防卫的第一手情报。其中江阴要塞成为南京至上海间,重点防守地段,张权重点调查此地段后,立即返回上海。顾不上回家休息,立即到虹口东体育会路20号的我家。我父亲见张权进来,立即示意母亲到门外望风,父亲把他引入小洋楼3楼阁楼,关上房门,张权打开随身带来的公文包,从中取出笔记本和将沿途记录、速画的一包小纸片。笔记本上堂而皇之地记录着张权视察江防部队的内容,而令人惊异的是那些无数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画的是一幅幅小地图,并且标明了长江南岸各个地方的防御工事的很多细节:一个个壁垒森严的阵地、工事、前沿哨所,一个个班、排、连、营地,武器的种类、数量、方位都在小纸片上作了详细的记录。面对这一堆的纸片,我父亲不知如何是好,这么多的纸片运送到解放军过程中,一旦被军警特务发现,就会暴露交通员的身份把这些情报没收; 如果在转运过程中丢失或者弄坏了小纸片,那就不能完整把辛辛苦苦弄来的情报交到我军手中。我母亲张端元上来送茶水得知这个情况后,她对父亲说,我学过画图,但是我不懂比例,张权说我是学炮兵的,我懂比例,父亲兴奋的说,你们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画一张长江防卫图? 妈妈点头。我的母亲张端元毕业于湖南大学化学系,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父亲相识于学生运动,母亲是受组织委派为父亲开展秘密工作当助手的。周恩来同志、董老作为介绍人促成父母在重庆结成伉俪,当时就居住在原国民党副总参谋长程潜家里。母亲为父亲开展秘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母亲二话不说拉住我姐姐到文具店,以孩子学习为名,买来了直尺、三角尺、圆规和白纸,把小孩早早的安顿睡下,事不宜迟,说干就干。张权和父母一起躲到3楼小阁楼上,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同时将小纸片一一铺在地板上,由父亲与张权拼纸片,母亲绘图,三天三夜未合眼,精心绘制成一张《长江沿岸江防图》。张权并建议,解放军渡江后,可以从安徽的当涂、铜陵、繁昌出击,直取南京。父亲将布防图和张权的建议,连同我父亲秘密从吴石那里获得的《国民党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一起转交地下党组织交通站,迅速送到解放军前敌指挥部,江防图和军备部署图对解放军减小牺牲、胜利渡江、攻打上海和解放全中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母亲张端元湖南大学毕业证
4、制定计划,准备武装起义
渡江战役胜利在望,党组织指示张权和王亚文将工作重心放到策划上海国民党军队起义上来。张权将军就以军需补给检察团团长的身份,到上海市内和郊区各国民党部队走了一圈。张权了解到,驻扎在西体育会路一带的51炮兵团团长刘仲泉是张权自已的老部下,驻扎在交通大学的51军军长王秉钺、以及驻扎在松江的182师师长王挽危(父亲1947年底就常去王挽危驻扎在当时的杨舍营住地进行过策反工作)、驻扎在浦东的209师师长方懋楷、吴淞炮台炮兵司令邵百昌,都是自已的老部下或老同事,有策反的基础。还有父亲在1947年3月到上海后,就对驻扎在上海市中心区的国民党摩托化团团长钟勉进行了策反工作。
张权将军就与父亲拟定了上海城区国民党陆军武装起义的计划,他们初步计划如下:起义部队先分成6路兵马同时行动,一路是以驻扎在市区的摩托化团钟勉为主,抢占四川北路施高塔大楼为基地,届时升起义旗,并且迅速占领四川北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第二路是机械化51炮兵团刘仲泉沿西体育会路向张华浜、蕴藻浜打出去,迎接解放军入城;第三路是驻扎在浦东前线的青年军209师师长方懋楷阵地举白旗投降,打开缺口,让解放军长驱直入。四、五、六路是驻扎在松江的182师、交大的51军和吴淞炮台等都响应起义,配合行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张照谷参谋给了张权将军6张战时特别通行证,张权将军准备在5月16日早上8点在吉祥路121号临时起义司令部分发给大家使用,保证起义部队畅行无阻,这样就能给敌人致命打击。
后得到情报蒋介石父子到上海坐镇指挥,就以6路兵马的方案为基础,又制定了活捉蒋介石父子的更远大的目标。在起义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七、八、九路由起义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郑振华担任破坏机场任务,由张权单线联系青岛舰的陈舰长在吴淞口要隘处,炸沉军舰,使飞机不能起飞,军舰驶不出去,同时张权亲自率领一支突击队配合解放军直扑复兴岛,活捉蒋介石父子,以期赢得上海和平解放。
上海战役打响之前,蒋介石派兵近30万驻守上海,还在上海四周造了4000多个水泥碉堡,碉堡之间互相都用坑道相连,还配了火力交叉点,地面上还布满了很多铁丝网。上海守备司令汤恩伯扬言,上海保卫战就是要打一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一场立体战争,固守到底。
除了军队死守,蒋介石还派毛森(1949.3.7)到上海担任上海警察局长【军统三毛:毛人凤、毛万里、毛森、一戴(戴笠);毛万里是毛人凤的亲弟弟、毛森是毛人凤的族侄】坐镇指挥军警和特务。众所周知,毛森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恶魔,上海市民给他取的绰号就是“毛骨森森”,他到上海后大搞白色恐怖,在上海在位不到80天,就枪杀了同胞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平均一天就枪杀十人以上)。当时上海居民家只要小孩哭闹时,家长会对小孩轻声轻气的说警察局毛森来了,小孩就立马停止了哭闹。可想而知毛森是个多么可怕的魔鬼。
蒋介石除了强化军队和警察特务队伍的严防死守之外,还在政治思想和精神上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垂死挣扎。此时,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召开中央军校毕业的高级将领座谈会,封官许愿、恩威并施,要求大家精诚团结,一致对敌共度难关。5月上旬蒋介石又亲自在上海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大礼堂(现今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国民党团级以上将领会议(我父亲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除了亲自训话以外,又让汤恩伯在会上宣读了“战令十条”,连说了十个杀字,让会场内的军官个个胆战心惊,头皮发麻。会后,蒋介石又命令将团以上军官的家属一律送往台湾,名为“保护”,解除军官的后顾之忧,实际上是做人质,迫使军官们不得不为他拼死命。
为了坚决贯彻毛主席既要歼灭防守之敌,又要完整地保全上海的战略,以及陈毅同志“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指示精神,上海解放战役在中央军委和前敌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作出了解放军部队以外围作战阶段(5月12日至23日共12天)、围攻作战阶段(5月24日至27日共4天)以及城区国民党部队起义的两大决策部署。眼看城区各方准备就绪,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北边已经打到月浦一带,第九兵团南边也已经快打到高桥附近。组织上已下达了批准上海城区国民党陆军武装起义的计划,并正式任命张权为上海市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委,郑振华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起义时间定在5月16日上午10点,虹口吉祥路121号为起义临时司令部,并部署了起义的具体方案。
张权将军
5、功亏一篑,张权英勇就义
然而, 1949年5月15日下午4时,距离起义还差18小时,张权从吴淞口回虹口区麦加里38号的家,刚走进弄堂口,被早已守候在那里的一拥而上的国民党特务牢牢地抓住,押进吉普车直送上海市警察局。只差一天不到的时间,活捉蒋介石和平解放上海的大计就可实现,却由于起义司令张权被叛徒供出突然被抓,有几万名国民党官兵准备参加的起义,不得不被迫停止执行, 起义功败垂成,这真是晴天霹雳!起义关键时刻却功亏一篑。
张权被捕后,蒋介石接到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和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的报告,说张权密谋造反准备起义,策划活捉总统。听到报告后,蒋介石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娘死匹,杀无赦”。 面对敌人的酷刑,张权坚贞不屈,以自己的壮烈牺牲,保全了我父亲和参与起义者的安然无恙。
仅仅半个多月,惊恐万状的蒋介石扔下几十万守军,匆忙乘坐飞机逃向台湾马公岛。蒋介石彻底失信于5月上旬在上海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今淮海中路上海社科院院内大礼堂)向他的亲信们作出的承诺:“20万军队死守上海6个月,打一场立体战争,与共军决一死战”的豪言壮语。上海的武装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加速了国民党军队的崩溃,对于解放上海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尽管如此,上海武装起义计划还是得到了部分实现。张权和父亲多次说服蒋介石信赖的青年军209师长方懋楷起义投诚,方懋楷虽不愿公开起义,但当解放军真的打到他的阵地时,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向解放军缴械投诚,这使解放军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区,为解放上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父亲还利用策反对象国民党交通部材料储运总处观察室主任谭右江的关系,在杨树浦码头保存了起重机、吊车、机车、建材配件等物资两万多吨,全部移交给了解放军。
张权烈士墓碑在上海虹桥公墓
6、撰写文章,痛悼张权烈士
1949年5月24日上海市区即将解放,父亲母亲与张权将军夫人李俊卿及大儿子张伯森和民政局优抚处的同志们分头寻找张权烈士的遗体,最后,终于在普善山庄寻找到张权将军的遗体。张权将军遗体找到之后,父母亲立即联名写信给董老,汇报了张权将军牺牲的噩耗。尽管那时通讯极其不便,但在短短的几天里,1949年6月上旬,中共中央即批准授于张权烈士称号,上海市市长陈毅和《解放日报》社社长范长江立即指示我父亲写出纪念张权的文章,1949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就登载了父亲写的《痛悼张权烈士》一文。1949年8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给予了张权烈士很高的评价,并授予张权将军为解放上海中壮烈牺牲的第一号烈士。
上海解放后,父亲放弃进京工作和随粟裕大将南下的机会,留在上海陪伴着张权的在天之灵,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直至1999年10月31日逝世。父亲逝世后,父亲的骨灰也置身龙华烈士陵园,与昔日战友重新相伴。作为王亚文的子女,至今,我们每年都到龙华烈士陵园祭奠张权将军和父亲。
父亲的一生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不求名利,但求奉献,显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父亲在已走过的烽火之路上真正做到了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人民。展望明天,我们后辈更要坚守初心,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
王 基,王亚文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