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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未明
韦悫是我母亲叶露茜的四舅舅,也是我的四舅公。我对他的认识除了听母亲很少的叙述外,主要源于四舅公的自传。网上能查到的“韦悫”辞条或相关文章也都来自他1944年12月12日完成的、一万八千字的“韦悫自传”。我反复阅读后才明白,四舅公一生的志向就是要通过教育来提高全民文化,培养专门人才,打破陈旧观念,创新变革,以推动社会发展,而他做到了躬行实践。
少年革命党,改名“乃绅”为韦“悫”
韦悫原名乃绅。生于1896年9月16日,广东中山县(现为珠海市)翠微乡人,和孙中山是同乡。听我母亲说,她的曾外祖父韦植生出生身雇农,是个工人。曾外祖母陈玉琼非常刻苦耐劳。外祖父韦樵荪是位名医,在乡里设有“韦智德堂”,悬壶济世,从不收穷人一分钱,外祖母刘丽秋慈祥端庄。他们一共生有10个孩子。我的外婆是老三,韦悫是老四,所以按排行母亲叫他四舅舅。
韦悫6岁时启蒙读书,9岁进入南武中学附设两等小学,接受新教育。校长何剑吾(1875-1938)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革命党人。他创办南武学堂,开男女同校风气,以“坚韧奉公,力学爱国”为校训,倡导德智体三育并重,大兴体育教育。学校有英语课,还有军事体操,用木头和铁做的假步枪练武。韦悫不仅参加各种课外活动,还在军乐队里吹喇叭。何校长很喜欢韦悫,教育他要学会独立思考,对韦悫影响很大。
一年后,因父亲担心韦悫的国学基础不扎实,把他送到叶俊明私塾回炉后,再送回南武读中学一年级。那时他的语文变得特别好,作文经常被贴堂。不久他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学校的杂志《嘤求集》,以笔名“普天”发表文章。在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通过何校长他认识了许多革命党人,如教师中的黄晦闻(1873-1935 ,曾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潘铁苍(同盟会成员,是他冒死收敛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尸骸并将他们埋葬),还有同学中的李沛基、李锡光等人。1910年,由何校长和潘铁苍介绍,由朱执信(1885-1920,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和廖仲恺(1877-1925,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介绍韦悫加入了同盟会。
1910年1月韦悫转入广州城里的广材中学读书,却住在校外的学生宿舍里,担任革命党的宣传和联络工作。他主动剪去辫子,成为学校中唯一的无辫子学生。这年秋天,因为革命党需要有人在城外策应城内行动,他又自告奋勇转到郊外的两广高等学堂附属中学读书。1911年4月,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镇压了黄花岗起义,屠杀了大批革命志士。革命党为了反击,组织了“暗杀团”,韦悫的同学李沛基就是暗杀团成员之一。
辛亥革命不久,1911年10月25日,得知被宣统皇帝任命的广州将军凤山这天要进广州城赴任,由天字码头上岸。李沛基则事先踩点布局,当凤山的轿子经过时,三颗炸弹精准落下,凤山及其40名随从当众毙命。两广总督张鸣岐则下令通缉革命党,韦悫不得不离开了学校。
15岁的他,这时已改名为韦悫。他不喜欢原名“乃绅”,认为太文弱了。早在南武中学时他就想改名,他曾在一本《幼儿故事琼林》中读到宗悫的故事。宗悫是南朝宋人,任南朝宋将军,一身好功夫。年少时,叔父宗炳问他的志向是什么?他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这句话深深印在少年韦悫的脑海里,他说:“我非常仰慕他;因此,我采用他的名字。”
乘风破浪 留学欧美 变“实业救国”为“教育救国”
辛亥革命后,韦悫就有出洋留学的想法,但没有机会。直到1914年1月中旬,父亲才筹足了资金供他去伦敦留学。韦悫从香港乘太古公司轮船去上海,住在虹口区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他十一姨丈家里。他第一次到上海,觉得很特别。表兄们带他上到高尚区,去了英美法租界,下到”红灯区”,初识三教九流。夜晚,韦悫看到站在街头拉客的“野鸡”,痛心地说,“她们的脸上虽然涂上很厚的脂粉,也不能掩盖她们的丧颓和凄惨的容颜。”在上海三个星期,韦悫亲眼目睹在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下,上海贫富悬殊的两级分化,使他产生强烈的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情绪,认识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
2月7日,韦悫乘日本邮轮平野丸去英国,行程39天,于3月28日到达伦敦。为了取得大学入学资格,韦悫去到英国东南海岸迪尔的一所私立学校专习英文、物理、数学和法文。四个月后,他到了苏格兰的工业中心格拉斯哥,在导师学院继续攻读数理,在1915年2月取得了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入学资格,选学机械工程专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宣战,学校停课,韦悫便转学去美国。这年夏天,他进了以浓厚的理想主义和多元化的人文思想闻名的奥伯林学院。这时,对于是否继续以“机械工程”作为专业,韦悫的思想有了变化。他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想法出来求学的,但一年多的国外生活,使他感到这条路未必走得通。这段时间,他和美国底层人生活在一起,既看到美国人民注重实际,喜欢创新的乐观态度,也了解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他认为思想改造和社会科学十分重要,他决心研究哲学和社会科学,走教育救国之路。于是,他转为哲学为主科,政治学为副科。1918年6月,他获得奥伯林学院文学学士学位。
1918年,获得美国欧柏林学院文学学土。
在奥伯林的三年,韦悫对西方的文明有比较深切的了解,他从实际出发,对比了中国文化后,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有其物质基础和社会背景,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才是研究社会、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他觉得自己还必须深造。那时因美国参战,他还加入了军官训练团,接受了六个月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仅增强了体魄、学得不少军事知识,也提高了他继续求学的信心。从奥伯林学院毕业后,他又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继续研究哲学和政治,以及教育问题。他学习非常努力,成绩突出。第一年获得研究院四季的全额奖学金,第二年又得到国内教育部的公费补助。研究院的学习方法是历史的、比较的、批判的。上课时除老师演讲外,主要是研究生做报告,或共同讨论、争辩问题,教授不做评判。课外时间,他积极参与留学生的各种联谊活动和社会活动,担任中国留学生的中文季刊和英文月刊的编辑工作。1921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汉语拉丁化方案的文章,开始思考汉语文字的改革。他在《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上先后发表《改良中国文字意见书》《中国之道德问题》等文,思想活跃,观点鲜明,还被选为留美学生会中部分会会长。韦悫认为,他在研究院的学习,“除明了各种政治、社会和教育的理论与制度外,我的最大收获是得到研究的方法,也可以说是研究的钥匙。”1920年冬,他以论文《中国的国际关系及其伦理、社会和政治体现》获得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的学位。
同时,他也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旅美侨领、芝加哥唐人街创建者梅宗周的二女儿梅美恩小姐,他们彼此相爱。并于1920年6月30日在芝加哥举行了婚礼。
1920年6月30日韦悫和梅美恩在芝加哥举行婚礼。
再赴欧美学习教育 回国后坚持用科学理念办学
1921年1月,24岁的韦悫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携妻子回到祖国,即与祖母、父母和姐弟妹团聚,几天后便在广州岭南大学教授政治学和哲学,并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教哲学和心理学。不久,女儿爱莲出世,韦悫特别请来19岁的阳江姑娘利淡如(人称“阿菊姐”)帮助妻子料理生活,此后阿菊姐便随韦悫一家走南闯北,直至终老。
同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他得知韦悫学成归来,立即委任韦悫为政府外交部秘书兼做他的私人秘书。1921年8月11日至21日,檀香山泛太平洋联盟首届泛太平洋教育会议在夏威夷举行。中国代表团由5人组成。北洋政府代表燕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团长,团员有:南方孙中山革命政府代表韦悫和谢已原,江苏教育会代表林士谟,夏威夷大学汉文历史系教授王天木。蔡元培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韦悫担任翻译,并代表中国做了四次发言。
1921年8月太平洋教育会议。前排坐者蔡元培;后排左起:韋悫、谢已原、林士谟、王天木。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领袖林伟民和苏兆征找到回国不久的韦悫协助他们与港英政府谈判,迫使港英当局接受海员条件,使罢工取得胜利。
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重设大本营任海陆空大元帅,韦悫继续负责外交工作,并兼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他是继陈独秀、陈伯华后,第三位担任这个行政职务的。待委员会取消后,他任广州市政府参事,仍在岭南大学教学。
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这一年,韦悫结识了张太雷、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和越南革命家胡志明(当时是鲍罗廷的粤语翻译)。1925年6月苏兆征介绍韦悫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未履行正式手续。同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成立,韦悫任外交部秘书兼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此间,他还为江苏省教育厅起草《大学条例》,还在广州大学和武汉大学短期兼课。1927年春,国民政府全部从广州移驻武汉。不久盛传蒋介石要破坏国共合作,“清党”风声很紧。韦悫正是“清党对象。”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5月初,韦悫从武汉来到上海,打算再度出国。与苏兆征商量后。在蔡元培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他于6月乘船到达加拿大,恰好参加在多伦多举行的万国教育会议。为调查欧美各国教育行政制度和收集有关教育方面的最新资料,他又去了纽约和华盛顿。10月中旬又到达欧洲,先后与美国、法国、德国政界、教育界人士会晤,11月中旬,他应邀赴英国伦敦大学、利物浦大学、牛津大学讲学。
韦悫从伦敦乘船回到香港,已是1928年1月,他带着在香港避难的女儿先去上海,妻子和儿子依然留在香港。
4月,由蔡元培推荐,韦悫担任上海教育局局长。他用科学理念管理上海教育。他认为教育行政机构应具备专业化、学术化精神,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1929年1月,在韦悫主持制定的《上海市教育设计》中,特别指出“尤注重于高等教育与社会教育:前者所以增高市民学识,为全市造就专门人才;后者所以普及市民教育,为全市提高文化程度”,令人耳目一新。
1929年5月,韦悫辞去了上海教育局局长职务,担任民国大学院社会教育处处长,同时,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1894-1958)聘请韦悫为中央大学区普通教育处长,主持江苏省教育行政,后又兼任教育学院院长。1930年秋天,经挚友刘湛恩(1896-1938,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革命烈士)介绍,任上海青年会中学校长。此时,韦悫从香港接回妻子和儿子,在愚园路住下。他在任职后,即着手改定课程,增加设备,实践他一贯主张的“行验教学法”,同时,他还被上海复旦、光华、暨南、大夏大学请去兼课八年之久。
坚持抗战,教育救国,面对威胁不动摇
抗战开始后,韦悫便积极投入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夏,韦悫应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1888-1979,现代出版家)的聘请,出任该馆编审部主任。此间,韦悫发表了《整顿教育的先决问题》《中国问题的管见》《目前维护中国统一的基本政策》等文章,主张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呼吁民众奋起抗日。1937年11月上海沦陷,韦悫是上海党组织领导下的《译报》的董事会成员。不久因日方和汉奸的骚扰破坏,被迫停刊,他与梅益(1914-2003,翻译家)、王任叔(1901-1972,别名巴人,作家)等一起任编辑部负责人续办《每日译报》,由恽逸群(1905-1978,出版家)、王任叔、梅益等人提供译文,该报发行量在上海最高达到4万份。韦悫还参与了《上海周报》、《周报》的编辑出版,以关注现实问题为主,销路很广。此外,他还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发起了组织了星期二聚餐会、教育界聚餐会、文化界联谊会和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等爱国社团,宣传抗日主张,争取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筹集了价值十余万元的药品、物资和现款,由韦悫与新四军的军医处处长沈其震(1907-1993)联系运送给新四军。
韦悫的抗日活动引起了上海敌伪势力的注意,他们写恐吓信,咒骂他是“隐蔽的共匪”,甚至企图绑架和暗杀韦悫。1941年,韦悫曾收到一位署名“高义”的年轻人的来信,信中说:“你我虽不认识,但由于他们的嘴里常常提到,知道你是一位爱国志士,思想左倾的,他们恨你很利(厉)害,据说是办译报来的,他们商量要暗杀你,也有人提议要绑你来,砍掉你的一只手臂或一条腿……,先生你要特别注意……“尽管当时的斗争很尖锐,但韦悫毫不退缩,他继续在大学和各社团宣讲,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好而且与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英国人员熟悉,消息灵通,办法多,视他为“眼中钉”的国民党执法部门始终对付不了他。直到1942年夏,韦悫接到去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办大学的通知,才离开了上海。
创办江淮大学 确立“劳动,学习,为人民谋福利”为校训
江淮大学是一所由新四军军部和中共江苏省委合办的综合性大学,主要吸收上海等地的爱国学生,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人才。由
陈毅亲自确定校名,聘请韦悫担任校长。
从接到任命起,韦悫便开始做办校的前期准备,如物色教员、课程设置、教学章程和整理设备等,东奔西走,不顾劳累。
1942年10月3日,他出发赴淮南根据地,一路上险象环生。终于11月1日到达江苏省宝应县仁和集。他视察校舍,并和部分到校学生会谈。然后又取道洪泽湖西,打算乘船往军部汇报。不料在途中遇到敌伪扫荡,幸得半城镇新四军四师彭雪枫师长派骑兵护送他到界首司令部,接着又由司令部派骑兵一班护送他,当晚跑了200多里路才到达军部完成任务。为了保护韦悫和便于他开展工作,彭雪枫师长特给他派了一位警卫员,并配了专骑。
去江淮大学的师生们,为避开敌伪的耳目,在上海地下党交通站和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帮助下,从8月到11月,分两条安全线到达淮北或淮南集合点,最后集中在淮北仁和集办学。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也主动承担起护送师生和教学设备到江淮大学的任务。韦悫的儿子、17岁的韦建业,当时是复旦大学外文系学生,也是复旦大学和江淮大学间的联络员。
学校的老师,除知名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融(1903-1980)自愿到江淮大学任教外,都由韦悫一一聘请,有上海之江大学(原址杭州,1938年在上海复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大夏大学等土木、生物、医学、教育、外语、体育专业的十多名教授都应韦悫之聘而来,同时响应号召赴校的还有十多位助教和两位校医,四位护士。学生主要来自上海之江、大同、大夏、沪江、东吴大学和苏州工专,也有个别中学,前后两期共127名,年龄在16至26岁之间,其中还有12对亲兄妹。
韦悫说:“江淮大学真是一个缔造艰难、在忧患中诞生的学校。创办这个大学的目的在培养革命青年为革命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我提出‘劳动,学习、为人民谋福利’作为校训。”
在日军和敌伪的骚扰下,他们边转移,边学习。1942年底,在和日军“打埋伏”期间,韦悫带领学生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1943年春节前夜,军长陈毅特来和师生们围炉过年。副军长张云逸、军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二师师长罗炳辉以及华中局、军宣教部、苏皖边区领导等都来做过报告。
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学在仁和集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大会由韦悫主持,陈毅军长和彭雪枫师长等人都讲了话。
新学期开始后,韦悫教英语,同时开课的有哲学课和普通课,还有教育、土木两个系。为了适应形势需要,韦悫还请离他们较近的抗大四分校教员来上军事课。课余之时,韦悫还领学生们开展种植活动,既加强劳动观念,又做到自力更生,改善生活。为了使学生们在实践中丰富知识,1944年3月,学校特派土木系的6位同学前往淮北根据地泗五灵凤县今五河县)参加治淮工程。
1943年,韦悫由陈毅、张云逸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工作需要,直至1960年12月才正式公开他的党员身份。
1944年春,日军在太平洋全线溃败,新四军和八路军连连获胜,部队和根据地急需补充新生力量,同年6月中共华中局决定江淮大学撤销停办。虽然它只存在两年,但在中国教育史和军事史上都留有笔墨。韦悫办学时的身体力行给师生们留下深刻印象,不少人成为他终身的朋友。
1945年,韦悫的妻子梅美恩和儿子韦建业、女儿韦爱莲、老家人利淡如,由组织安排从上海来到华东解放区。
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派马歇尔来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韦悫作为华东解放区军调处的干部,曾参加北平军调部的工作,儿子韦建业曾担任我方停战小组代表的翻译。1945年11月,韦悫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在苏区,韦悫和陈毅两家人互相照顾。1947年6月陈毅的小儿子小鲁出生,母亲张茜没有奶水。韦悫的老家人阿菊姐找来一头羊,用羊奶喂养他,从此小鲁又名“小羊”,随他一生。1948年韦悫奉华东局之命,回山东潍坊创办华东大学,招收了山东、安徽、江苏等地的学生约2千余人,均由担任校长的他亲自教授,经过短期培训后成为解放战争中一支有生力量。
担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 倡导并组织中国文字改革
1949年5月,韦悫随军南下进入上海。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曾山、潘汉年和韦悫三人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当时,韦悫的具体分工是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陈毅市长,副主任另有夏衍、范长江和钱俊瑞。进上海时,陈毅曾对夏衍说:“韦悫这位老先生你不认识吧,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帮过我们许多忙,在上海有声望,他当副市长兼文管会副主任,名字排在你前面,但他也是挂个名,日常工作他不管,可是你得尊重他,重要的事要听取他的意见。”夏衍在2006年出版的《懒寻旧梦录》中写道,:“这一段话在这个时候对我讲,特别感到语重心长,所以时隔多年,我一直记在心头。”
文管会的任务是接管上海的大、中、小学校。韦悫则是接管上海各大学的负责人。据统计,当时上海有公立或私立的大学四十多所,其中不乏世界知名的教授和专家 。但因韦悫之前在好几所大学讲过课,有一定社会影响,许多教授都了解他,所以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
1949年9月,韦悫作为华东解放区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 日参加了开国大典,后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副部长兼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内外的教学实践,使韦悫十分清楚教育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教育是立国之本。新中国的教育承担着改造旧教育建立新的人民教育的重任。他一向认为,国家要有教育才有人材,有人材才能搞建设。因此他对各类教育都很重视,给我们留下了120多篇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讲话和文章。
1950年6月14日毛泽东和韦悫谈话。摄于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
韦悫是中国文字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59年起他专职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对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以及开展全国扫盲等工作,除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外,还具体参与制定计划、审定方案,并负责实施,一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调研。他耐心细致,真正做到了孜孜不倦,悔人不厌,对建国后的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1960年8月1日-6日,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央教育部、团中央在青岛联合召开第三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各地代表321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的干部,有幼儿、小学生、中学师范生、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农民(包括民师)和部队的代表。开幕式由韦悫主持,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到会做了重要讲话。
黑龙江省拜泉县三道镇小学一年级学生肖丽芬由潘秀英老师带队参加了这次会议。她这年7岁,从学拼音开始,已经认识一千六七百个汉字。观摩会激起了她更大的求知欲,不久她主动给教育部的“韦老爷爷”写信,汇报学习情况。
从韦悫外孙女韦力提供给我的资料发现,这对年龄差一甲子、仅一面之交的老少,从1961年3月起至1976年6月止,通信坚持了整整15年。此间曾因“文革”中断。1974年2月,肖丽芬通过各种方式打听,又和“韦老爷爷”联系上了。15年,小女孩在成长,从一笔一划的铅笔字到流利清秀的钢笔字,最后成为当地铁路学校的一名语文教师。素有逢信必回习惯的韦悫,尽管再忙,15年来没有拉下一封给小女孩的回信,耐心答疑,不断鼓励她和同学们积极进取(我相信“韦老爷爷”面对的不只是一个肖丽芬,而是全国各地的来信,要有无数封信要回)。韦悫给肖丽芬的最后一封回信定格在他去世前的五个月。可以想象当肖丽芬得知根植在她心中的偶像、“敬爱的韦老爷爷”去世的消息会多么悲痛!真希望肖丽芬老师能看到这篇文章。
为华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韦悫最后一次赴大学任职是在1964年4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华侨大学校长廖承志的提议,他被国务院任命为华侨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
在这之前,1963年10月18日-11月8日,以韦悫为组长的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视察组在福建省视察。当在泉州视察华侨大学时,韦悫对该校的专业设置和师资培养等方面提出许多建议。中侨委根据韦悫的意见专门在北京召开了会议,研究确定《华侨大学专业调整方案》,并报教育部批准实施。现在听说调韦悫来校时,华侨大学的师生们都非常惊喜,韦悫的经历和学识都是一种传奇。那时他一袭白色中山装,虽已谢顶,但两眼炯炯有神,给人亲切感和信任感。他根据华侨大学的特点和福建省的经济发展需要,从实际出发,增设了医学系医疗专业和化学工程、土木建筑工程等工科类专业;他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将全校教员情况列成纲目,做到人各有“户”;他重视教学质量,经常到各系各班视察,或“端着一个水杯、提着一张凳子”就进教室听课了。他常在食堂为学生讲演,听取学生意见,也常邀请老师学生到他家里去聊天。他的家平时也是外文系学生的“英语角”,韦悫的妻子梅美恩就是他们的口语老师,即便慕名而来向他们请教一二的邻居,也同样受到热情接待。
这段时间,全国不少地方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华侨大学也不例外。初冬时分,政治系高年级和部分行政人员被派到南安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韦悫和副校长林汝楠不辞辛苦挨个公社大队去探望大家。三个月后春节将至,学生是继续留下还是回校,校领导间产生了不同意见,大都人认为如果撤回,不利于学生的思想教育;但韦悫不这么看,他最终拍板,让学生们在春节前三天回到了学校,赶回家团圆。
1965年9月,为筹建闽西分校,中文系、政治系和土木建筑系搬到建宁县上课。事先韦悫曾亲自考察校址,多次与当地政府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建校相关政策和发展前景。开学一个月后,韦悫只带了一名保安人员去分校视察。建宁县离泉州将近400公里,属丘陵和中低山区,公路崎岖颠簸,途中还要住一晚。古稀之年的他突然出现,师生们感动不已。在校期间,韦悫白天或进教室听课,或和各系主任开会,研究教学方案,有时和学生一起参加建校劳动;晚上还打着手电去学生宿舍了解住宿情况。在他心里,他们都是专门人材,保障他们的生活也是办好大学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
1966年,华大外语系学生与韋悫夫妇(居中)在校园合影。
此时,华侨大学的专业调整工作已基本完成,全校有11个系15个专业,初步形成以招收华侨、港澳台地区学生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同时已建成校舍9万平方米,购置中外图书30多万册,建成理、工、医、农等几十个实验室及外语视听教室,还设有印刷厂、自来水厂、小学、幼儿园及其他福利设施。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学校停课。韦悫被解除职务,接受批判。1968年韦悫妻子梅美恩发现癌变需要手术。韦悫请假送她回京,手术后仅一周被迫赶回学校。1970年1月,福建省革委会做出“关于撤销华侨大学通知”的决定,华侨大学被迫停办。多数教师、干部下放劳动,图书、仪器设备被分给其他单位,校舍分配给其他大学使用,校产荡然无存(华侨大学后于1978年复办)。
1972年6月,省委发出解放韦悫的通知。1974年,经周恩来总理批示,中央组织部即发调令给福建省委调韦悫回京。
分别几年的妻子梅美恩见到丈夫回家十分欣慰,但终因病情恶化撒手人寰。
最后的时日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的韦建业下班后赶去齐家园住所,将父亲和阿菊姐从屋里搬到院中,坐在折叠椅上搭棚挡雨过夜。第二天,韦建业又忙于疏散居住在北京饭店的、对外友协的几百名中外客人的工作,无法顾家。这时,韦悫做出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决定:离开北京。后由儿子建业护送,投奔在宜昌医院工作的外孙女韦力。1976年11月25日韦悫在湖北宜昌市病逝,终年80岁。
1976年12月28日,韦悫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姬鹏飞主持追悼会,廖承志致悼词。悼词中说:“韦悫同志是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他热爱党,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热爱党的事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场坚定,工作积极负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舅公韦悫的一生,从参加辛亥革命起,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各个重大历史关口的考验。自始至终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他学贯中西,既是实干家,又是开拓者,但不居功自傲;他地位高,人脉广,但从不以权谋私。他一向认为“公私不能兼顾,应该公而忘私”。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和家人聚少离多。他说,“我希望我的妻子和儿女多分担我的责任,照料他们自己。至于我个人,保持健康和有学习与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机会外,别无所求。我觉得人究竟是很难完善的,我也不是例外,人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造自己。”
四舅公生性洒脱,为人低调,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闪光的人。2023年9月20日,他的外孙女韦玛琪(韦力),并代表他的孙子韦劼,已在旧金山将他留下的所有手稿及文字资料的原件和电子文档,全部捐献给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提供给中外学者研究。我的四舅公韦悫将从这里重新走向世界。